地上本无路,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百年《故乡》和鲁迅故乡百年

发布时间:2022-01-02 21:06: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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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我冒着严寒,回到相隔二千余里,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”

  1921年1月,鲁迅写就了短篇小说《故乡》。最后一次返乡,苍黄的天、萧瑟的荒村,一片破败、缺少温情的故乡,久久盘桓在鲁迅的心头。

  绍兴,是鲁迅度过孩童和少年时光的故乡。虽然鲁迅对江南古城不乏美好的记忆:“百草园”里的鸣蝉和窜向云霄的云雀、社戏台上拂袖长舞的女吊、氤氲豆麦水草之香的乌篷船夜航……但在他笔下,百年前绍兴的色调是灰暗的,景象是凋敝的,人民是卑苦的。

  因为看不到希望、寻不到梦想,在家道中落、父亲去世两年后,18岁的鲁迅出门远行,“走异路,逃异地,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。从南京到日本,学成后的鲁迅曾回过故乡,但最终还是坚定选择了“异路”。

  虽然“梦魂常向故乡驰,始信人间苦别离”,在1919年故居易主、返乡处理完相关事宜后,鲁迅举家告别绍兴去了北京八道湾,此后再也没有回过故乡,故乡成了他笔下沉重的记忆。

  于家、于国、于民族都心怀大爱的鲁迅,为疗救故乡疗救中国负戟独行,弃医从文,唤醒同胞。他塑造的不朽文学形象,从少年闰土的明亮到中年闰土的悲凉,从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到麻木者华老栓的愚昧,从可怜的落魄文人孔乙己到历尽人间凄惨的祥林嫂,再到可笑可叹的阿q……鲁迅笔下这些深深刻上故乡烙印的人物群像,正是旧中国底层人民的写照。

  尽管在那时的故乡那时的中国,苦难似乎看不到尽头,但在《故乡》的最后,鲁迅发出了“地上本来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的预言。

  伟大的作家也是伟大的预言家。

  同年5月,《故乡》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。同年7月,在距离鲁迅故乡绍兴不远处的上海兴业路和嘉兴南湖,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告诞生,开启了带领中华民族在无路可走的“谷底”艰难而坚定地走出一条复兴之路的伟大征程。

  鲁迅说,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,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“正史”,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

  历史已经证明,中国的脊梁就是中国共产党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,也是《故乡》发表百年之际,记者来到绍兴,行走在《故乡》的原型地,探访鲁迅不朽名篇与绍兴相关的地点、人物及其精神面貌的变迁,寻找奋斗百年路、启航新征程“投射”在鲁迅故乡的印记。

  “闰土的村子”:不再看天吃饭

  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,下面是海边的沙地,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……”

  这是主人公根据少时玩伴闰土的描述,“脑补”的美好瓜地“镜头”。其如诗如画、寥廓深远的场景,正是故乡留给游子鲁迅的美好回忆。

  可惜,中年返乡的鲁迅,再次见到儿时的玩伴,那个活泼、机灵、勇敢的乡村少年闰土,已经成了一个被生活重担压垮的中年人。尤其当闰土脱口而出一声“老爷”时,故乡留给鲁迅最后的图景是萧索,是凄凉,是绝望。

  造成这一强烈反差的是——“多子,饥荒,苛税,兵,匪,官,绅,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”。

  “闰土”虽是小说中的典型人物,但其取材,不少来自一个真实的“闰土”。这个真实的“闰土”,经学者研究和鲁迅家人确认,就是鲁迅少年时代的好友章运水。

  章运水家住在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杜浦村。《故乡》里“海边的沙地”,事实上并不在海边,而是曹娥江流经上虞的江滩。

  曹娥江是钱塘江下游的最大支流。著名的钱塘潮分出的余波,每每溯江而上给曹娥江的这一段江滩浸渍了盐分。“江滩地土壤肥沃,种瓜瓜甜,种棉棉好。”从小在江滩地生活的绍兴市越城区沥海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超说,沥海街道才从上虞区调整到越城区。

  不过,江滩物产丰富,旧时“江滩人”的日子并不如意。除了饥荒苛税,兵匪官绅,上游的洪水,海上的台风,也让“江滩人”苦不堪言。陈超说:“当时家家户户都是茅草屋,三五年就得倒塌一次,住在这里,除了忙生活,就是与天斗、与水斗,吃饭要看天。”

  从1969年起,绍兴吹响了围涂造田的号角。每年冬天,党和政府都组织群众积极投入到改善人居环境、拓展农耕空间的火热劳动,用手挖、靠肩挑、拿背扛,硬是将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曹娥江改造成南北走向,生生筑起了“缚住”江水肆意奔腾的防洪大堤。

  2007年,曹娥江河口还建成了大闸,不但可以排涝拒咸,而且成了造福浙东群众的引水工程重要枢纽。

  “这一干就是40多年,仅在沥海,就围出26万亩良田。”陈超说,良田逐年增加,江滩生机焕发: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主要栽棉植麻;九十年代,要为城市当好“菜篮子”;新世纪以来,从养鱼、蟹到南北对虾,水产养殖在这里迭代发展;如今,滨海新区生命健康科技产业园又在这里落地,“群众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,再也不看天吃饭”。

  如今,“闰土”故乡杜浦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.96万元,建起了266幢乡村别墅。“清风梳柳影,游鱼戏碧浪”,村容村貌宛若一幅清丽的水墨画。昔日于风雨中挣扎摇弋的茅草屋,对杜浦村年轻人来说,早已成了“传说”。

  “闰土的后人”:爷爷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

  “他正在厨房里,紫色的圆脸,头戴一顶小毡帽,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,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,怕他死去,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,用圈子将他套住了。”

  “他身材增加了一倍;先前紫色的圆脸,已经变作灰黄,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;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,周围都肿得通红……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,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,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,像是松树皮了。”

  闰土告别鲁迅,拣了桌椅、要了全部的草灰,还有香炉和烛台,用船拉回家去。香炉和烛台是一个象征,充分表明闰土还要继续麻木下去,对命运只能跪拜——虽然麻木与跪拜,改变不了闰土们的命运。

  闰土后来的命运怎样?。

  “在旧社会,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不堪回首。”88岁的章贵说。章贵是章运水长子启生的二儿子,担任过鲁迅纪念馆副馆长。

  章运水一家只有六亩薄沙地,收获的粮食缴完租税后,养活不了一家人。1934年大旱,地里颗粒无收,逼债的、收捐的逼得他只好把地卖了。终因贫困和积劳成疾,五十多岁就病逝。

  “爷爷有三子一女,都没有上过学。”章贵说,他的父亲也在1941年病逝,那时也就30多岁,胸口生了疮,没钱医治,躺在乌篷船上去寺庙求菩萨,死在了回家的船上。“我母亲没有办法,只得带着10来岁的哥哥和刚出生的弟弟去上海讨生活,哥哥当了童工,母亲做了保姆。因为没空带弟弟,就把弟弟送了人家。”尽管这些苦难过去了七八十年,章贵说起来仍然热泪盈眶,“家里还有一个妹妹,3岁就生病没了。而我跟着二叔长大,13岁就到外地做了长工。”

  新中国成立后,村里给章贵分了土地,又分了两间房,章贵才从外地回到了家。1954年4月,因为和鲁迅家的渊源,章贵被招到鲁迅纪念馆担任讲解员。

  “从那以后,我过的日子才像日子了。”章贵说,他是在工作中自学的文化知识,他这一代兄弟姊妹,仍然没有人读过书,“但我们的子女都上了学,都有了工作,或是做生意,全国各地都有。”

  “这样的日子,恐怕爷爷做梦都不敢想。”

  从“杨二嫂”到“老吴热线”

  “‘阿呀阿呀,真是愈有钱,便愈是不肯放松,愈是一毫不肯放松,便愈有钱……’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,一面絮絮的说,慢慢向外走,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,出去了。”

  年轻时被称“豆腐西施”的杨二嫂,在《故乡》里鲁迅再见到她时已成为一个“辛苦恣睢”的老年妇女:明火执仗地从迅哥儿家中拿走用来喂鸡的“狗气杀”,甚至搬弄是非,咬定闰土在草灰里私藏了碗碟。

  一篇《故乡》,不仅刻画了闰土的奴性,而且“雕琢”出杨二嫂甚于奴性的流氓性,这二者都是鲁迅强烈批判的旧中国的国民性。

  鲁迅给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:“豆腐西施”。反讽的是,五十开外的杨二嫂,并无西施之美好,全是自私之刁蛮,充满贪婪的算计,“算”出了另一个绰号“圆规”,“算”出了愚昧的邪恶——虽也身在底层,却毫无向善之心。

  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,说到底,无路可走的旧中国,有多少“闰土”,也就有多少“杨二嫂”。

  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,没有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,是没有希望的。” 越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吴萍说,百年之后的鲁迅故乡,新时代的绍兴人,不仅物质富裕,而且精神富有。

  新时代精神负有的绍兴人,与鲁迅笔下令人窒息的穷苦、麻木、自私的人物群像,更是天壤之别。

  “老吴热线”,是越城区一个知名群众性公益组织。创始人吴岩兴是一位军队转业干部,1999年,他所在的企业倒闭,成了一名下岗工人。2001年,他通过招聘考试,当上了所在社区的副主任。

  吴岩兴在工作中发现,群众反映的困难也好、矛盾也罢,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只要耐心做工作,真诚地帮助,群众都会满意。

  从挨家挨户走访社区1743户居民到自学法律知识帮助群众排忧解难,从免费为群众修水电到给“空巢”老人代购物品,吴岩兴做了一张联系卡,上面留下了自己的捕鱼电玩城的联系方式和承诺:凡是难事来找我,尽心尽力帮助你。

  “老吴热线”名气大了后,群众不但是生活上的困难找他,就是邻里纠纷也找他。社区有两户楼上楼下的居民,因为房屋漏水闹了矛盾,找到吴岩兴后,他到两户人家一走访,找到漏水位置,拿出解决办法,“楼上住户负责堵漏和为楼下住户的墙面刷白,我来负责管道维修”,让吵了几个月的两户人家没了话说。

  真心帮助群众,“老吴热线”越来越“热”。2010年,升级为“老吴热线党员互助工作室”,23名党员庄严承诺:只要在越城区范围内,群众有困难随叫随到。2017年,扩容为“越城区老吴热线志愿服务中心”,在全区设立了17个雷锋驿站,超过400名志愿者定点为有需要的群众服务。“‘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’,是我们这个公益热线成立的初衷。”吴岩兴说,这些年,遇到台风、洪水等灾害,只要雷锋驿站一号召,站出来做公益的群众就成百上千。

  和“老吴热线”一样,在越城区还活跃着许许多多的公益组织,100万常住人口的越城区,志愿者注册人数竟达13万人。

  早在国家推出“双减”政策前,越城区欢乐慈爱义工团就开设了爱心课堂,后更名为多彩周末公益课堂,免费为少年儿童提供多样化的素质教育培训。

  孙恒怡是绍兴文理学院大一新生,她报名参加了多彩周末公益课堂,当起了志愿者,利用周末为小朋友们讲述红色经典故事。

  “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讲话中把‘希望寄予青年’,我们当代青年就要担当起这份责任,不负时代,不负韶华。” 孙恒怡说。

  千年古城:打造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

  “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,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,交屋的期限,只在本年……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,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。”

  《故乡》中,鲁迅对青少年时居住的古城描述得不多,但在他的其它作品,比如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孔乙己》等,可以窥到江南小镇的些许风物:台门建筑、河流纵横、士绅豪横、农民`s惶……

  相传2500余年前,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成就霸业后,派遣大夫范蠡“筑城立郭,分设里闾”,从此绍兴在中国古城史上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这座方圆9.09平方公里的历史名城里,古老的帝陵、庄严的城门、巍峨的塔寺、幽深的庭院,无不散发着历史气息。

  68岁的陶亚琴就住在离鲁迅故居不远的台门里,小小的院落,有花有树有井。从乡下嫁到城里的她,把院落打理得干净清爽。她说,“现在古城改造得越来越漂亮,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风景里”。

  2020年起,绍兴市开始实施“千年古城”复兴计划,拟投资300多亿元,以全城申遗的标准,打造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。

  “古城保护利用是一项综合工程,更是一项民生工程。我们在保留老城区特色空间格局和肌理的基础上综合改造,补齐历史街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。”越城区委书记徐军说,除了大型文旅项目,还推动了多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、台门保护利用、环城河治理等民生项目的实施。

  “里弄的马路拓宽了,每家每户的屋檐、门头都统一修复改造,尤其是厕所等生活设施,简直是千年的跨越。”陶亚琴说,她家的台门是两户共住,有150多年历史,“趁着这次改造,我们彻彻底底搞了次大扫除,把上百年的破烂物品清理了出去”。

  沿袭千年的传统,绍兴古城的台门建筑,没有铺设下水道,因而既没有卫生间,也没有浴室,给迈入现代生活的古城居民带来“时空交错”的烦恼。“下雨下雪,要走100多米去倒马桶,去吧担心路滑摔倒,不去家里又有异味;长时间不洗澡难受,只得在天井里拉个布帘,烧点水偷偷擦擦身子。”陶亚琴说。

  和厕所浴室同步改造的,还有年久失修的屋顶,以及早已老化的线路,“现在住在古城,路上干净了,河水变清了,舒适感有了,安全也不用担心。”陶亚琴说,“听社区讲,将来还要建设数字古城,看病什么的都能在那个网上看,那日子好得不敢想。”

  陶亚琴老两口每月有8000元的退休工资,生活开支3000元,剩下的5000元就成了老两口的旅游经费。退休后,他们去过西藏、新疆、内蒙古,去年还去了九寨沟,“既然我们赶上了好时代,就得到处去看看好风景”。

  “鲁迅外婆家”:家家户户好才是真的好

  “苍黄的天底下,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,没有一些活气……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。我的故乡好得多了。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,说出他的佳处来,却又没有影像,没有言辞了。”

  鲁迅最后一次回乡的路上,所见皆是了无生气的村庄。鲁迅笔下的故乡村庄,除了《社戏》中主人公外婆家所在的“平桥村”还有着美好的童年回忆,其余的往往破败衰落。

  而在现实中,鲁迅的外婆家位于越城区孙端街道。无论是鲁迅的家人,还是鲁迅研究界的学者,普遍认为“平桥村”的原型,就是孙端街道的安桥头村。

  “过去村里除了少数人家,家家户户都吃不饱饭。改革开放后,村民办起了作坊,一开始做网线袋、编草蔸、孵豆芽……现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多元,还办起了10多家企业。”村党总支书记宣明德介绍说。

  在“平桥村”,“双喜”“阿发”都是摇橹的好手,而在如今的安桥头村,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了轿车。2019年,安桥头村创建了3a级景区村,新拓了停车场。“否则过年回来,大家的车都停不下了。”

  但,宣明德也坦言,全村700多户、2063人,一半以上在外经商,村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,“房子都是小洋楼,却没有多少有人住。村子是漂亮了,但总感觉少了点人气。”

  在安桥头村头,最吸引人眼球的是——村头一片辽阔的彩色水稻田里,色彩各异的水稻拼成了一幅巨大的人物形象: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,项带银圈,手捏一柄钢叉,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……

  “这是利用鲁迅外婆家的独特资源禀赋,规划的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的一个元素。”负责运营安桥头村的上海陆鼎集团董事长谭启钰说,按规划安桥头村将尽可能恢复旧时的风貌和传统文化活动,比如祝福文化节等,原汁原味再现《故乡》里的生活,打造《故乡》的故乡。

  “乡村振兴,我们不能苛求村民都留在村子里,但我们可以挖掘每个乡村的独特优势,发展产业让乡村在留住人的同时吸引外来人流,最终实现乡村的人财两旺。”一手规划打造安桥头村乡村振兴工作的孙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彰说。

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毕业的李彰介绍,安桥头村是绍兴市首批确定的乡村振兴先行村之一,走的是一条“文化解码——文学作品场景化再现——高质量业态资源助力”的文旅产业发展道路,“从今年的旅游数据看,来的游客超过了预期。”

  “这些年村子的变化很大,群众满意度越来越高。”曾经当过13年村主任的鲁阿良说。

  鲁阿良今年75岁,他的高祖父鲁安久和鲁迅的外祖父鲁安涤是堂兄弟。鲁安久族中行四,人称“鲁四老爷”。60多年前,鲁迅的妻子许广平来安桥头村会亲时,还和鲁安涤的孙媳妇见了面,小鲁阿良也挤在人群里看过热闹。

  因此,有不少人认为,《祝福》里的“鲁四老爷”就是鲁安久。鲁阿良说,“鲁四老爷”的酒作坊生意,在儿孙辈的操持下,一度远销到了东南亚。“虽然家里不缺钱,但日子也不好过。解放前,他的父亲在求学返乡的途中,就好几次被绑架。赎金没少拿,人还每次都挨了揍,受了惊吓。”

  “一家好并不好,家家户户都好了,才是真的好。”鲁阿良说。

  名士之乡:永别了,孔乙己!

  鲁迅在《孔乙己》中,塑造了一个在酒肆“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”。

  嗜酒如命,除了在咸亨酒店成为“短衫主顾”取笑的对象外,孔乙己并不被外人所关注。而且,他显摆文化,比如茴香豆的“茴”要鼓捣出四种写法,换来的是嘲笑和讥讽。

  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,通常对《孔乙己》都这么解读。但这很可能是误读,鲁迅对孔乙己其实同情,如果说“怒”,更多的是指向那些凉薄的旁观者。著名学者孙伏园回忆,鲁迅曾就《孔乙己》告诉过他,此文之目的主要意在凸显社会对于孔乙己这种苦命人的凉薄。在那个时代,有文化的孔乙己,同样难逃悲惨;而“孤独者”魏连殳,迷惘、彷徨,死后“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”。

  据老辈人回忆,当年绍兴城里,像孔乙己这样境况凄惨的人不在少数。“如果孔乙己生在当今,也能学有所用,说不定还能成为学者、教授呢!”

  的确,如今的咸亨酒店,再也见不到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的顾客,多见的是新时代品尝新生活的绍兴人。

  新时代的绍兴,对文化,对文化人,充满了尊重。“鉴湖越台名士乡”,这座千百年来人杰地灵、名士如云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,重拾尊重知识、崇尚文化的优秀传统,成为独一无二的“软实力”。

  在绍兴,我们见到了何琳尔。这位绍兴市广播电视总台的制片人,一手创立了“绍兴朗诵群”,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“聊友”每天都在热情地读着美文与诗歌,探讨朗诵的技巧、交流读书的感受,为正能量“鼓与呼”。 “绍兴朗诵群”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公益性网络朗诵团体。今年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,“绍兴朗诵群”组织了一场有一场赞颂党的丰功伟业的朗诵活动。何琳尔说:“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伟大的党。没有共产党,绍兴一定还到处都是孔乙己,哪能像我们这样尽情释放对美好生活的欢欣?”

  在绍兴,我们还见到了低调的黄震。这位主业是外贸的商人,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埋首于契丹、女真文字的研究。

  法律专业毕业的黄震曾在绍兴市检察院工作,1997年辞职干起了外贸,挖到“第一桶金”后,逐渐拓展到房地产开发行业,事业越做越大。

  “周围朋友研究古代书画、瓷器的比较多,受他们影响,2000年左右我也开始了古代文化的研究。”黄震说,2008年,在内蒙古开发房地产期间,偶然接触到据说是契丹文字的书籍,萌生了研究这些文字的想法。

  “这是一个绝对冷门的学科。”黄震介绍说,1922年,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在内蒙古发现了一块刻着古文字的石碑,后来这块石碑的照片流传到欧洲,有德国学者认为是失传的契丹文字。但发现这些契丹文字近百年来,受限于研究资料和研究人员的不足,契丹文的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。

  “当时的感觉是,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,让我看到了这些文字,我觉得有责任把它研究出来。”黄震至今回忆时仍难掩兴奋,10多年来,他收集了散落在民间的近万册契丹、女真、西夏等的书籍和佛经,一头扎进了古代民族文字的研究。

  “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先后与北宋并存,他们都曾大规模组织人力物力翻译汉文化典籍和佛家经书,其中有一些流传到今天,这些珍贵的古籍善本尤其是部分契丹(汉)双语典籍,用事实证明了宋代汉文化对周边民族政权的巨大影响力。”黄震说,这些年来,他已经整理出版了契丹、汉双语版的《史记》和《女真文词汇》两项研究成果。

  “越是深入研究,越是对我们的文化充满自信。北宋的军事并不强大,但汉文化却被各民族政权竞相学习,充分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。”黄震说,今天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,我们不仅要有文化自信,而且要研究如何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助力民族复兴的伟业。

  “我比孔乙己幸运得多,即使这项研究在全国没有几个人,也没有人嘲笑,反而收获了许多粉丝。”黄震目前正在多方奔走,让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广泛认可,“我没有独占这些宝贵资料的想法。只要国家需要,我可以把它们捐赠出来。”

  14亿人走在大路上

  8月15日,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——杭绍台铁路进入竣工验收阶段。这条高铁,在绍兴设绍兴北、上虞南、嵊州北、嵊州新昌等车站,将连通沪昆、商合杭、宁杭、杭黄、杭深高铁,接入长三角高铁网,绍兴进一步融入长江经济带。

  “百舸千舟摇摇摇,一河两岸桥桥桥。”水道纵横的绍兴,乘舟(乌篷船)出行曾是绍兴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

  1919年底,鲁迅最后一次回到绍兴,有人按照《鲁迅日记》作了计算,从北京到绍兴,路上用了四天三夜的时间,使用了火车、船和轿子三种交通工具,其间还要在天津、南京、上海和杭州中转。

  “十三五”期间,绍兴市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,综合交通建设投资达到1137亿元,杭甬和杭长两条客运铁路专线建成通车,市内轨道交通实现“零”突破,高速公路运营里程达到535公里,在浙江省率先实现“县县通三条以上高速”。

  百年之后,鲁迅故乡的巨变不仅是交通。

  就在曹娥江畔,曾经辉煌的纺织业“染缸”、酱货产业“酱缸”和传统黄酒“酒缸”组成的老“三缸”,正变成代表纺织印染的“布片”、集成电路的“芯片”和生物制药的“药片”这新“三片”,绍兴走上了高质量发展道路。

  鲁迅故居所在地的越城区,通过集成电路、高端生物医药这两大“万亩千亿”新产业平台,承接国家重大项目落地,集聚起一批影响力大、带动性强的标志性项目。

  而整个绍兴,城市经济综合实力,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,都位列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的前列。近年来,绍兴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,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发展,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、越走越宽,以全国万分之八国土面积,创造出全国千分之六的生产总值。

  百年中国,沧海桑田。鲁迅故乡不仅小康,走在共同富裕的大陆上,更在于人的表情,早已不是阿q、闰土、祥林嫂的模样,而是 “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”的模样。同一片土地,同一个民族,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,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道路。

  “黄金时代,不在我们背后,乃在我们面前;不在过去,乃在将来。” 站在鲁迅故乡,回望百年巨变,品味 “民族魂”的寄语,我们对踏上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中国,更加充满信心。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期望:“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,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。”(方立新、黄书波、冯源 参与采写:潘金洁琼、袁伟江、金亚萍、王思佳)

【纠错】 【责任编辑:张樵苏 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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